▲蒋芳在浙大EMBA《组织行为学》课堂上

看阿里巴巴的早期成长史，特别是企业文化的形成历程，有三个节点非常关键：一是1999年创业，二是2001-2003年快速发展，三是2007年香港上市。三个历史性节点的接踵出现，让一个启动资金为50万元的小企业，成为如今市值50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无霸”。

蒋芳是其中难得的成长同行者之一。她和蔼可亲，朴质坦诚，在阿里巴巴内部素有“姐姐”之称。有人评价说：蒋芳是阿里巴巴价值观的坚决守护者，2010年的阿里B2B“欺诈事件”和2013年聚划算事件即为其领衔调查。

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背后，蒋芳作为亲历者、观察者，分享了自己对企业文化的心路历程，也道出了阿里巴巴企业文化成功的关键词。故事有点长，我们慢慢看，慢慢体会，慢慢领悟。

“你有遇到过没有企业文化体系，但仍然优秀的公司吗？” 蒋芳说，自己有遇到过。

1996年，大学刚毕业的蒋芳加入马云的第二个创业项目“中国黄页”，当时团队统共10来个人。

“虽然外面所做的事情可能全世界都搞不清楚、工作内容看起来没有连续性，但是大家依然信心满满非常努力，这其中靠的就是马老师的个人表达，他会明确地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坚持什么。我们有相处的基本方法论，明确什么是集体反对的，什么是集体鼓励的。”蒋芳回忆说。

1999年，马云把自己的新家腾出来创业。他跟大家说：“各位，大家给点钱吧，我们一起做未来，一起创业。”

“吸引人和激励人一直是创业初期领导者的很大困难之一。为什么当时又穷又苦的我们还愿意交钱？靠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赏识，以及创业带给我们的成就感、满足感、成长感。”蒋芳说。

实际上，马云当时的企业家格局和能力已经初见端倪。蒋芳透露了个细节，1999年9月，阿里巴巴有了第一笔业务收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工商注册阿里巴巴这家公司，拿到执照后当即直奔当地媒体，花了8万块“巨款”刊登招聘启事。

凭借日益壮大的名气，阿里巴巴很快获得了高盛500万美元以及软银2000万美元的投资，拥有了正式的办公场所。但快速成长的烦恼随之而来：当团队规模不断变大，甚至是团队的组成比较复杂的时候，团队之间沟通的成本就会增加、协调性会丧失。

蒋芳回忆说，团队人多了，最大的矛盾是商业思路、技术思路碰不到一起。

到2000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这种焦躁的氛围在公司逐渐升温。彼时阿里巴巴危机四伏，资本方明确表示没有再投资计划，更麻烦的是团队还没想好如何赚钱。蒋芳说，他们计算过，从2000年4月开始，阿里巴巴手里的资金，最多只能再维持9个月。

2001年8月，曾在通用电气供职15年之久的关明生入职阿里巴巴担任COO，包括蒋芳在内，大家开始寄希望这位拥有管理经验的老手能带领团队快速找到盈利模式。

但令大家意外甚至有点失望的是，关明生的第一个决定是通知管理开会讨论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第二个决定是要求团队停下手头工作，听管理层讲解公司文化。“我当时有点难以理解，心想谈就谈吧，只要别太耽误我手上的工作。”蒋芳坦言。

在随后业务与市场的战略规划上，蒋芳又对管理层打了个问号。“当时有两笔收入可观的业务订单，但马老师却决定停掉相关业务，拆掉团队，我们特别不能理解。”

过了好几年，蒋芳才知晓当年的两笔订单中甲方索要回扣，这与当时阿里巴巴的诚信价值观不相符，马云与团队讨论了一个上午，还是决定放弃。“很多人会有如果论，如果等我强大了，我就不再违反我倡导的。但马老师和阿里巴巴不是，我们在前途未卜的时候依然坚持我们的坚持。”如今回想起来，蒋芳内心依然十分尊敬。

最后，阿里巴巴团队冒着极大的风险被迫推出B2B电子商务平台“中国供应商”，“几乎所有员工都在反对向会员收费，只有马老师坚持。”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反对是有历史背景的，当年盛大找到了免费网游，网易找到免费邮箱，腾讯找到了增值服务，百度找到竞价排名，谁收费谁死亡，这是当时中国互联网的共识。

被行业赞誉为“中供铁军”的营销团队成立的场景时，也颇具戏剧性。“马老师叫来两位中层，其中一位甚至没有任何销售经验，马老师说‘把这两台旧电脑抱走，给你们500块钱。你们要建立全世界最好的直销团队。’有人会质疑马云怎么可以说得这么心安理得，有人会说马云是吹牛，我们觉得不是。他是真的相信，他不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一套良好的价值观体系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外骨骼——防止公司在成长过程中失去控制的外部约束。但文化从来都不是单独生存的，它发芽于信念，提炼于经验，培植于制度。蒋芳感慨说：“当你手里没有牌可打了，没有炫目的产品，没有很高的成交率，此时公司的文化就非常重要，当时的我们拥有强大的精神气儿，很多客户因此相信我们的人。”

通过中国供应商，阿里巴巴把当时的50多万免费注册用户变成收费会员，从而建立了新的盈利模式。这个产品当初养活了几百人的公司，成全了阿里巴巴香港上市，并且如今仍保持30%的销售增长。

员工在危机状态下表现出来的镇静和自觉，表现出来的执行能力和独立作战能力，使阿里巴巴高层感到惊讶和骄傲。蒋芳说：“非典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在于我们找到阿里精神的真正内涵所在。”

马云说，我们应该永远地纪念这样一种精神，我们不是为自己在工作，我们是为我们共同的信念和我们共同的客户在工作。

后来阿里巴巴进入高速拓展期，不断的有人下船、登船，但这艘快速发展的巨轮一直在乘风破浪前行。幸运的是，由于经历过互联网泡沫，马云对于此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做了最坏的打算。2007年，阿里巴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马云把融集的资金都用于维护公司经营的安全性。

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如期而至。马云抛出了“过冬和拐点”论，首先，成立了小贷公司，为中小企业服务。其次，推出了简化版的“中供”出口通，会费价格降低至1.98万元。结果在冬天的环境下，阿里巴巴付费会员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井喷，5个季度竟然增长了2倍。

但幸运女神并未能一直眷顾阿里巴巴，随着会员门槛低，灾难也随之而来。2010年年底，蒋芳由海外市场总监调任到诚信发展体系部。2011年年初，蒋芳发现，有些地区业务员竟连续签下多起涉嫌欺诈的“中供”会员。

针对这起事件，阿里巴巴高层专门召开了会议。

蒋芳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内部高管会议里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跟房间之外的人怎么讲。”讨论会上，蒋芳抛出的问题让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一个字都不用改，都讲给大家听。”马云干脆地回答。

最后此事的结果是CEO、COO引咎辞职。

“这件事带给我们最大的痛苦不是股票跌到3块钱，不是市场不看好我们。”蒋芳本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会为了维护客户利益敢跟上级拍板。”

事后，马云开始与一帮创始人频繁探讨，带着大家去福建、陕西四处转悠，在一次次的探索与碰撞中，大家开始慢慢形成了合伙人制度共识。为了传承公司的文化，确保公司使命、远景和价值观的可持续性，这种合伙人关系被最终以协议的形式确定下来。

阿里合伙人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合伙企业法中的合伙制，也不等同于双重股权架构。在“合伙人”制度中，由合伙人提名董事会的大多数董事人选，而非根据股份的多少分配董事席位。“阿里巴巴的CEO一职也是由合伙人提名，唯一条件只有一个，在阿里巴巴工作满5年，我们希望CEO能跟阿里巴巴文化有深度链接。”蒋芳说。

对于企业文化，蒋芳最后用一句表达自己的态度，前半句：企业文化非常关键；后半句：要有牺牲的精神投入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上。“企业文化不是甜点，是正餐。花时间和经历只是付出这不够，你应该为此剧烈痛苦。”蒋芳莞尔一笑，“如果你怕疼，可以先从小的牺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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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